皮尔斯认为，信实（或持守信念）是一种安宁和满足的状态，我们不想回避这种状态，也不想改变任何信念。

关于双重身份的疑点，当代人不应当妄猜古人之心，只能寻找历史当事人在理性行为上最合理的解释。作者引证了大量历史材料和考古学的最新研究成果，重点分析了旋涡形成的原因，认为中国旋涡的核心吸引利来自中国的精神世界。

如前所论，中原文化拥有更为成熟和全面的制度建构和知识生产系统，因此是一个在政治和社会管理上具有最大功效的现成的文化资源，也就自然成为每个主政中原的族群的理性选择。在多数情况下，逐鹿旋涡不断卷入的大多数竞争者都化为中国人，竞争者的原住地也因为卷入逐鹿中原的旋涡而合入中国，匈奴、鲜卑、拓跋、突厥、西羌、契丹、女真（满洲）、蒙古、满洲等等，尽皆如此。中国综合文化的形成方式，称之为化。可问题是，中国本来就是多文化多族群共同建构而成，如果没有北方族群，就不可能形成中国，因此不能把参与建构中国的某些族群划归为外国。也许最接近化的变易形式是基因变异或基因重组，更为直观的比喻则可说是联姻。

这意味着中国在地理意义之外又附加了文化意义。参见苏秉琦：《苏秉琦文集·卷三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9年版，47~54页。儒家的这种以忠恕之道为基本结构的仁爱精神，体现出孔子儒家对人道的深刻体会与阐发。

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相当深远的令人吃惊不已的文化自虐冲动（张祥龙语）与运动。许多主张政治儒学的学者批评思孟学派、宋明理学过分强调心性的向度，他们认为原始儒学最重要的向度不是心性，其实是搞政治。而如果这靶子真的发出去（希望这个担心在事实上并不存在），那么其实是要摧毁具有以上诉求的力量。因此，儒家的仁爱精神就是一种深刻的人道主义。

我们需要努力经之纶之，顺势利导，增进共识，避免歧途。否则，如果要否定这个底线共识的话，那么其他方面的辩论，其质量与目的就不太好说了。

其实，如果真的在开火之后，这一门这一派被他们摧毁了，那么他们在事实上也就顺带地将基本、一般的诉求也一同摧毁了。当代思想界的主要混乱，是许多人有意无意、有心无心地将一些基本性、一般性的诉求，转换成为某一门某一派的独特诉求，而自己的居于另一门另一派，而向这一门这一派开火。从历史上看，民间儒学有着深厚的传统，近者如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，王善人（王凤仪）在民间的生动说法，都是其中的典型。唐、牟、徐等人便由此揭示出儒家需要借鉴乃至融合民主和科学。

原因很简单：如果一个传统与文明蕴含着活泼的精神与生命，而且这个活泼的精神与生命又是与人性、人心、人道、人格的常理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话，那么，我们如果想将它连根拔掉，这注定就是放火烧天，徒自疲劳，并为后人所取笑。因此，他呼吁我们关心农村，重建乡土，呼吁乡村文明与工商文明的互动互益，提出要重建学堂、祠堂、道三堂合一的乡村儒学讲堂，加强乡村的文明程度与自治能力。这样的一种思想取向，其实有可能流于搞事，即通过儒学作为桥梁甚至工具而去搞政治或达到其他现实的考量。即使他人的思想与自己的思想不同，孔子当然也不会贸然强迫别人去信从、服从他自己的观点，而必定会通过交谈、启发的方式，与对方进行交流，凝聚共识。

即使孔子本人会有一些相近的观点，我们认为这除了不可避免的时代背景之外，更需要通过仁心感通、忠恕之道的核心精神，去对孔子的相关说法作出合理平情的理解。这因为如此，我们需要重新界定、说明、论述究竟哪些经典属于经，哪些经典属于传，而不是鼻子眉毛一把抓，从而混淆统类。

一个具有仁心仁德的人，必定不会是麻木不仁的人，而是与他者感同身受的人，因此他自然会去关心别人、爱护别人、尊重别人，也即仁者爱人。儒家仁爱的精神是与其忠恕之道关联在一起的。

避免它走错了路，引导它走合适合理的路。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。本文总结并概述了当代儒学复兴的四方面的进路。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观点，是有许多儒家自我标立成为大陆新儒家，而有意与唐君毅、牟宗三、徐复观等港台新儒家拉开距离、划清界限。本文论及当代儒学复兴之路的三个误区：误区一，儒家宪制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不但认为儒家的思想资源可以推动宪制的建立和建设，而且在这个基础上，进一步认为这就应该是儒家宪制，那么就会将制度与儒家两者都伤害掉。

它包含了自西方发轫的启蒙理性，但同时又超化其可能的偏失。由此可见，孔子继承了前代的传统，并对经典作出了系统性的重建。

究实而论，在宪制的建立和建设的论题上，传统儒学是可以提供出深厚、丰富、健康的思想资源的。当代中国大陆政治儒学的思想学术取向，当然也有着多元性、多元化的特点，不可一概而论，但如果我们通观诸说，就会发现有许多政治儒学的主张，是有两个靶子作为其射击对象的。

因此，笔者建议相关的儒家学者，舍弃这个说法。四书系统是继六经系统以来，儒学的最大一次经典重建与诠释。

举笔者为例，我本人其实就是以儒家为思想与信仰立场的人，但我并不会要求全社会、全中国的人都跟随、服从儒家立场与信仰，因此我也更不会将上述一些偏颇的道理加诸别人。民间儒学与乡村儒学的思想与实践，可以是对现代新儒家唐君毅人文社会之分途发展这一观点的回应。笔者认为，我们对于唐、牟等港台新儒家的具体观点可以保持疑问，独辟新见。当然，就笔者的理解，因为原教旨色彩的儒学与古典学的研究与实践与人的信仰有关，因此这种思想取向在将来也会有所持续，而不会像儒家宪制的主张那样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消失。

然而，文化上的经纶草昧的事业，也需要众人的合力，方有能通能达之时。笔者认为，现代新儒学的前两代儒家学者，第一代多身处大陆，第二代多漂泊港台，其具体的儒学主张虽然各有差别，但两代学者的思想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与继承性。

） 进入专题： 儒学复兴 。（参见郭齐勇《民间儒学的新开展》一文）尽管我们对民间儒学的界说可以很广泛，但民间儒学的宗旨则比较明确，此即通过儒学在民间社会上生根发芽、敦风厉俗，从而扩充民间社会的声音与空间，培养良性、人文性的民间自治组织。

因此，英文经常将儒家所提倡的仁翻译成为人道（humanity），确实不无道理。首先，传统以来的儒家经典系统本来就是有问题的，例如十三经中，有小学之书《尔雅》，同时也有传而非经者，所以传统的十三经并非一个真正的经的系统。

但笔者认为，发掘儒学中的政治向度与提倡政治儒学，其实是两回事。而政治儒学云云，则很容易向着儒学与公权力结合、儒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结合、儒学与政教合一相结合（不管我们怎样定义这个教）的方向而趋。但不能通过一种原教旨色彩的儒学与古典学研究，来完全否定他们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。儒学的发展与演进，离不开儒家学者对于儒学经典的整理、界说、诠释，而在必要的时候，儒者也会因应不同的问题，而对自身的经典作出重建。

因此，在此笔者呼吁政治儒学的探索，应该转变为探索儒学中的政治向度，并同时承认和尊重对基本权利的保障。乡村儒学应是民间儒学在乡村、农村领域中的实践。

如果把握到了儒家的这个真精神，那么我们便不会陷入原教旨的立场中去。这三位儒者都吸收了宋明心性之学的思想向度，并由此力求回到孔子仁学的真精神，他们以此为基础性视野，以通观儒家经典，从而能系统呈现出经学的新形态。

如果他继续坚持要使用这个说法，那么他无非要耸动世人罢了，并非有真心实意去推动制度建设。这些学者当中有许多是相当真诚的儒家信仰者，而他们当中的诉求也多元多样。